經濟發展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會產生具有重要價值的經濟理論問題，研究數字經濟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在經濟制度方面，數字經濟能夠節約經濟成本、優化市場化資源配置效率、擴大市場范圍而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時數字經濟也會作用于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影響社會福祉。在經濟運行方面，數字經濟的技術特征有助于提升經濟效率，但數字經濟所衍生的平臺壟斷會干擾市場秩序。在經濟發展方面，數字經濟對驅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升級以及對外開放都具有積極效應。數字經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帶來了全新挑戰，數字經濟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激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微觀主體活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影響，以及完善數字經濟相關的制度設計將是理論焦點問題。

關鍵詞：數字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運行；經濟發展；理論創新

2021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加速創新，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1]數字技術的應用和普及是深化高質量發展的潛在動力，切實發展數字經濟并推動其與實體經濟融合成為新時代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應有之義。數字技術使得數據存儲、計算和傳輸成本快速下降，導致經濟活動的數字化趨勢逐漸加速，更為關鍵的是數字技術能夠在特定領域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了相應的市場摩擦、提升社會福利水平。自1996年泰普斯科特（Tapscott）的著作《數字經濟：網絡智能時代的希望與危險》出版以來，[2]數字經濟逐漸受到了決策者和學者的廣泛關注。相關研究發現，數字經濟會深刻影響消費者和企業的行為，而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3]。達爾曼（Dahlman）等指出，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數字經濟會促進經濟增長、提高資本積累和勞動力生產率、降低交易成本，加大其融入全球市場的機會[4]；然而數字經濟在發展中國家也會誘發“過早去工業化”的風險，發展中國家建設數字經濟需要更加謹慎以規避雙刃劍效應。隨著移動互聯、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技術的不斷成熟，數據已成為與資本、勞動力和土地一樣的生產要素，有效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動力。[5]與此同時，中國數字經濟呈快速攀升態勢，其規模在全球僅次于美國。政治經濟學研究要有時代性，不僅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經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而且要涵蓋技術經濟的時代性。[6]經濟發展進入數字經濟時代，必然會產生具有顛覆性的經濟理論問題，研究數字經濟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1數字經濟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影響

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也面臨著不斷創新的挑戰。數字技術作為通用性技術在提升生產力的同時，也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配制度以及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等產生較為深刻的影響。

（一）數字經濟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影響

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原則之一是能夠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遵循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效彌補市場失靈。市場信息能夠在經濟主體間充分傳遞，并能迅速得到市場反饋，是市場機制能夠最有效配置資源的前提。然而市場信息可能并不充分，并且信息在傳遞過程中存在摩擦和成本，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的出現卻能緩解這一矛盾，在理論層面源于能夠減少5種經濟成本：搜索成本、復制成本、運輸成本、跟蹤成本和驗證成本。[7]數字環境中的搜索成本較低，能夠更高效地拓展潛在的搜索范圍和質量，優化了供需匹配度。數字商品能夠以零成本復制，借助非競爭性提升消費者剩余。此外，數字商品和信息的運輸成本幾乎為零，數字技術使得追蹤任何一個人的行為變得容易，數字經濟中任何一個人、公司或組織的聲譽和可信度更易于驗證，從而通過降低交易費用來增進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福利。楊帆和劉紅霞使用上市公司數據，驗證了數字經濟可以通過降低企業成本費用，提升資產使用效率、強化創新能力。[8]數字經濟可以優化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效率，具體表現為：一是，數字技術通過優化供需匹配度，協調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從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張鵬認為消費者和企業等經濟主體的行為在不確定性前提下,局部資源配置低效與全局性資源配置潛在高效之間始終存在矛盾，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借助技術創新來不斷優化整體層面的資源配置效率。[9]二是，借助數字技術手段，在交換環節能夠顯著縮短流通時間、擴大流通范圍、加速資本循環和積累。[10]三是，數字平臺的統一調配使共享經濟成為可能，共享出行、共享物品、共享空間等共享經濟的產物，能夠顯著提升閑置資源的利用效率。[11]四是，借助大數據模型和算法經濟能夠精準預測市場需求的動態趨勢和變動規律，提升即時交易的履約效率。[12]此外相較于傳統經濟，數字經濟能夠擴大市場范圍。數字經濟會改變交換和消費的內容與方式。數字經濟時代，交換的主要產品是基于互聯網的虛擬化數字產品和服務，出現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特點，導致交換雙方能夠突破時間、空間的限制，隨時隨地進行交換。換言之，數字信息產品交換的市場是無形的、不固定的虛擬市場。虛擬市場中賣方只是向買方供給，而并非讓渡數字信息產品的使用價值。賣方在獲得買方支付的交換價值后，仍保留著該產品的使用價值。由于數字產品和服務能夠零/低成本復制，賣方仍然享有該產品的使用價值。這一特征也決定了對數字產品和服務的消費具有非獨占性，即不同的消費者可以同時使用該產品而相互不受影響[13]。此外，數字經濟通過催生和加速綠色消費與智能消費、改進教育和醫療消費質量,在擴大市場范圍的同時也能貫徹綠色發展和協調發展理念。數字經濟不僅有助于市場機制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擴大市場范圍，而且在市場失靈時能夠改進政府干預的效果。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供給往往存在市場失靈，數字技術則能夠幫助政府獲取公共服務需求的時空布局信息，優化公共資源的配置。新冠疫情期間，大數據被深度應用于疫情的監測分析、醫療資源配置和人員管控等方面，有效地提升了政府防控疫情的效率。[14]

（二）數字經濟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收入分配作為一項社會基本經濟制度，與分配結構直接決定社會的基本利益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初級實行的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其內涵是實現公平與效率統一的前提下，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有機結合。數字經濟時代，具有虛擬性和非競爭性的數據已成為新生產要素，并能夠借助邊際報酬遞增、正外部性和衍生性而在社會生產中發揮重要作用。[15]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數據作為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數字經濟帶來生產方式變革的同時，從數字化趨勢和普惠性方面促使收入分配格局進行調整。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關鍵性生產要素，占有數字化生產要素越多，在財富創造和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越高。數字行業的專業門檻高、規模經濟等特點，使數字經濟在為數字創新者帶來了財富的同時，智能化生產替代社會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16]并且區域、城鄉和行業間存在數字鴻溝，也會導致收入分配狀況的惡化。也有學者認為，數字經濟通過勞動技能和技術的匹配關系影響就業作用于分配結構，簡單勞動力逐漸被智能化和自動化機器替代。在短期被替代勞動力也無法調整技能，獲取新工作崗位的難度較大。但在長期數字經濟卻會創造新任務而間接增加了對科學家、工程師以及熟練技工等高端人力資本的需求，其報酬遠高于簡單勞動力的工資。[17]此外，通過數字連通、數據共享、產業數字化和收入分配均等化，使得數字經濟的發展成果實現了共建共享，充分體現了收入分配的普惠性原則。[18]數據參與分配也存在一定的挑戰，尤其是數據權屬界定、數據資源的開發利用與安全保護、數據的科學分類與交易流通機制等方面。[19]

（三）數字經濟對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影響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特征，要以人民為中心，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兼顧增長的效率與公平。謝康等從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視角研究指出，數字經濟通過資本深化和知識深化，在短期就會對經濟增長效率產生積極的直接影響；但由于二元經濟結構和非國有化的因素，兩化融合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則是直接與間接、正面與負面作用相互疊加且當期與滯后效應共存。數字技術會提高資本收入份額，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解決效率與公平不完全相悖則要依賴技術替代規則、非抑制技術進步的能力提升規則、動態調整的分層分類規則等三種抵消性規則。[20]此外，數字經濟通過經濟活動、經濟主體權利和制度安排作用于城鄉結構轉換，進而產生收入雙重分配效應。一方面，數字經濟使農村居民能夠充分利用數字技術驅動農村產業轉型升級和土地、勞動、資本的重新組合，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縮小城鄉差距。另一方面，“數字鴻溝”的存在也會拉大城鄉收入差距。[21]更為關鍵的是，數字經濟尤其是數字金融兼具普惠性和創新性的特征，有利于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張勛等發現中國的數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區的發展速度更快,而且顯著提升了居民家庭收入,尤其是對農村低收入群體而言。[22]共同富裕要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謝絢麗等研究發現數字金融的發展對創業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數字金融的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支持服務程度也均對創業有顯著的促進作用。[23]數字金融的普惠性特征也體現在促進創業方面，數字金融對于城鎮化率較低的省份、注冊資本較少的微型企業有更強的鼓勵創業的作用。并且，數字金融能夠幫助改善農村居民的創業行為,并提升了創業機會的均等化。數字普惠金融促進共同富裕也具有異質性,其更有助于促進低物質資本或低社會資本家庭的創業行為。數字經濟對就業結構和就業質量也會造成影響。戚聿東等研究發現，數字經濟發展有助于優化就業結構,推動工資和勞動保護進一步提升；也能促進就業環境持續改善、就業能力不斷增強，為實現更高質量就業創造條件。同時，數字經濟發展驅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也帶動了就業結構優化和就業質量提升,在互聯網和電信業、軟件業、電商零售業、科學技術業行業表現尤為明顯。[24]

2數字經濟對經濟運行的影響

數字經濟具有規模經濟、范圍經濟、長尾效應、超級明星效應以及蒲公英效應等顯著特征，[25]對于提升經濟運行效率和優化市場秩序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數字經濟提升經濟運行效率

在數字資本的生產關系和功能屬性的作用下，生產方式發生重大變革，各種生產組織的商品生產效率、商品周轉速度和貨幣流通速度隨之提高，傳統勞動、知識勞動和新納入的社會勞動也得到了重組。[26]新知識的引入，在實踐層面體現為經過數據的智能化改造，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具體分工協作模式較傳統生產組織方式發生了顛覆性變化。以智能化技術為基礎的機器體系摧毀了傳統生產車間的內部基于零配件和流水線的生產組織方式，基于信息物理系統的“虛擬車間”主導新的勞動組織方式，使得大規模多樣化生產成為可能。[27]基于此，經濟運行效率得以提升。在經濟運行的微觀層面，數字經濟會作用于經濟系統中的技術、組織和制度,這種作用機制是以技術對資源配置優化為導向，形成全新生產組織方式來協調微觀經濟主體的互動行為、提升微觀層面的生產效率。布林約爾松（Brynjolfsson）等使用微觀企業數據研究發現，在提高企業生產效率上，數據驅動的實際效果比將信息通訊技術應用于其他方面高出5個百分點，并且對公司的財務績效、資本表現等均產生了積極作用。[28]然而作為一種復雜性創新，數字技術以及數字經濟對企業的影響不僅有技術外溢還存在技術沖擊。許恒等使用非對稱競爭的博弈模型進行分析發現,在數字經濟進入市場的初期,數字經濟對傳統經濟產生技術溢出效應,推動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升級。然而在數字經濟顛覆性創新的沖擊下,傳統企業可能尚未完成轉型就已被擠出市場,數字經濟類企業獲得市場支配甚至壟斷地位,加之數字經濟的網絡外部性和零邊際成本的特性使得潛在進入者無法突破行業門檻,消費者福利和社會總福利將難以達到帕累托最優。[29]因此，數字經濟會促使企業層面的技術創業、商業模式和公司治理變革，但不可避免存在短期盈利與長期發展之間的沖突。張新民和陳德球以瑞幸咖啡財務造假為例進行分析發現，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注重短期以免費的形式保持消費者的粘性，忽視了長期保持資產配置與產品市場和盈利模式之間的匹配性，弱化了技術創新為產品服務和為實體服務的重視。[30]從宏觀層面來看，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是一種全新的生產力，改變了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31] 法布迪（Farboodi）和維德坎普（Veldkamp）構建了一個企業積累數據而非資本的增長模型，模型包含三個典型特征：數據是經濟活動的副產品、數據是用于預測的信息、數據通過減少不確定性可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32]他們用數字經濟的增長模型解釋數據密集型產品或服務（如應用程序）免費贈送、大量新進入者無利可圖的原因以及經濟體中一些最大的公司主要從銷售數據中獲利的渠道。法布迪（Farboodi）和維德坎普（Veldkamp）設計的經濟增長動力雖然不同于傳統的增長模式，但從長期來看其回報率仍在下降。因此與資本積累一樣，積累預測數據本身也無法維持長期增長，實現內生增長則需要借助數字技術激發和加速企業創新產出。在經濟運行的宏觀層面，數字經濟的核心數字技術作為通用技術具有高技術性和平臺性特征，數據作為關鍵性生產要素具有融合性和協同性特征，數字經濟的零復制成本決定了其會釋放空間外溢效應。[33]楊慧梅和江璐研究認為，一方面數字化人才需求引致人力資本投資，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拓展了產業鏈分工邊界、加速產業轉型和技術變革，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34]并且實證發現數字經濟的影響具有異質性，其對低生產率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效果更突出。此外，數字經濟發展不僅會提升本地區 的全要素生產率,還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有助于提升鄰近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數字經濟作為基于互聯網及相應新興技術產生的新型經濟形態，創造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資源配置效率和新的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并且還具有一種類似斯密提出的自增長模式。[35]

（二）數字經濟影響傳統市場秩序

數字技術引發更低的搜尋成本，進而影響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及其離散程度，這會作用于產品的種類和媒體的可用性，并改變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匹配程度最終驅動平臺的業務快速增長以及平臺企業的迅速崛起。隨著平臺經濟的擴張，壟斷問題以及相關的市場秩序監管成為學者們關注的重要問題。傅瑜等發現數字經濟的網絡效應,使得消費者面對同質化產品、多元化廠商將關注單個廠商,導致市場集中度非常高；并且零運輸成本使消費行為集中于特定互聯網平臺。[36]這既能實現規模經濟,又有利于專業化生產,讓市場足以容納多個廠商，形成單寡頭平臺廠商與多個廠商共生的網絡生態,平臺寡頭建設網絡生態體系并具有市場勢力,競爭性廠商服務消費者多元化需求。自由進出、快速的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零邊際成本的定價模式導致數字經濟的包容性競爭,壟斷在競爭中產生,又在競爭中被打破,循環往復推動產業高速發展。蘇治等進一步揭示了“分層式壟斷競爭”市場的結構特征，即中小型互聯網平臺類企業進入退出的高度流動性和大型互聯網平臺類企業壟斷地位的相對穩定性并存。[37]壟斷集中于大型互聯網平臺類企業的主營業務中,競爭則由中小型互聯網平臺類企業與衍生業務主導,且不對大型互聯網平臺類企業造成競爭壓力。平臺是促成其他參與者之間交流的中介機構，數字化導致了平臺企業和平臺經濟的盛行。謝富勝等研究認為平臺組織在功能上促進商品和勞務的流通、便利信息傳遞和交流、為整體平臺經濟的運行提供軟硬件服務和技術支撐，進而平臺經濟中組織間呈動態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38]平臺組織與非平臺組織之間具有支配-依賴的競爭關系，大小平臺則處于動態的嵌套型層級結構和競爭中，而大平臺間基于平臺系統的創新競爭而表現出持續的壟斷競爭格局。平臺經濟的內在壟斷傾向無法杜絕，在短期能夠修復資本積累的平衡性，但在長期仍將加劇資本積累過剩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平臺經濟具有強競爭和強壟斷的雙強特征。平臺競爭的“馬太效應”使得領先企業能夠率先達到用戶規模臨界值，形成壟斷市場、實現“贏者通吃”。但平臺經濟也是自由進入的，開放性強，技術和產品更新速度快，市場高度競爭。[39]由于雙強特征，壟斷性平臺企業會通過集中數據來建立市場支配地位，進而抑制中小企業創新，造成科技創新帶來的社會福利增長被平臺占有。不難發現，數字經濟、平臺組織的快速崛起,在大幅改善經濟效率、增進社會福祉的同時,在市場秩序治理層面也引發新的挑戰。傳統的反壟斷判定標準、執法方式及監管體系在平臺壟斷監管層面面臨失靈，為順應數字經濟與平臺經濟的發展規律,最大限度地激勵創新,并有效保護消費者,需要遵循包容審慎、開放透明、靈活有序的監管原則,多措并舉完善反壟斷規制體系,建設現代化治理體系、提升現代化能力。[40]具體而言，在強化數據產權制度建設的基礎上，應推進平臺經濟的私人監管和公共監管，綜合考量技術創新和競爭的社會福利效應，制定出科學、靈活的反壟斷監管目標。

3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數字經濟驅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新時代生產力發生了諸多標志性變化，如生產過程中的投入品、中間品從物質產品向數據信息產品轉變；產業形態從物質商品生產向各類公共產品生產和供給轉變；生產集聚從產品生產協作集聚向生產性服務集聚、公共服務集聚轉變。[41]因此，以數據信息產品供需為核心的數字經濟將孕育新動能，造就新經濟形態。數字經濟將孕育新動能。數字經濟由于其高成長性,成為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推動力量。數字經濟具有顛覆性創新不斷涌現、平臺經濟與超速成長、網絡效應與“贏家通吃”、“蒲公英效應”與生態競爭等新特征,這些新特征蘊含著數字經濟新動能的形成和發展機制，[42]即創新效應、規模效應、學習效應和外溢效應等。新動能也體現為產生新要素。在數字經濟下,數據是驅動經濟運行的生產要素。數據成為生產要素需要通過數字化讓數據轉換為信息并讓信息向價值轉換。數據的數字化在于一個國家的數字化處理能力、國民數字素質以及數據開放和共享的程度。數據開放、數據免費使用、數據為公共品是數字經濟產權主要形式。在數字經濟時代,財產所有權已全面弱化,數據所有權開始全面轉向個人和企業。相應地，用大數據、數字化、智能化、生物技術等方式來確立新的數字信用關系，在降低經濟的交易成本的同時,能夠顯著提升資源配置效率。[43]數字經濟在宏觀層面造就了新的經濟形態。李海艦和李燕基于“技術—規則—經濟”范式,即技術革命直接引發經濟變革,技術革命通過規則革命間接誘導經濟變革,歸納演繹出新一輪技術革命帶來的十大經濟新形態,包括數字經濟、智能經濟、尾部經濟、體驗經濟、共享經濟、零工經濟、全時經濟、空間經濟、平臺經濟、生態經濟。[44]雖然十大經濟新形態的理論內涵有所差異,但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彼此交叉融合,呈現為復合疊加狀態。同時，新型經濟形態不是對傳統經濟形態的揚棄,而是在此基礎上的延展與創新,是“數字化技術”影響“傳統經濟”,對其進行系統性改造與優化,強化了經濟形態的動態更新特征,即技術持續升級迭代,經濟新形態不斷涌現。新經濟形態的產生與發展離不開必要的系統環境和技術條件支撐。楊虎濤認為技術革命浪潮的增長效能由其在“連接+能源+材料”三重維度的技術變遷及“創造性毀滅”的凈創造效應所決定。[45]材料和能源解決了“用什么生產”和“生產什么”的問題，連接則涉及“在哪里生產”和“在哪里消費”的問題。首先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互聯網和計算機技術為代表的數字經濟1.0雖然深刻地改變了生產組織形式和產品類型,但卻未能實現黃金30年時期的生產率、積累率和實際工資的協同增長,反而出現了三者的長時間“脫耦”，產生索洛悖論。其根本原因在于這一時期的數字經濟（信息通訊技術）主要滯留在交易的“連接”技術突破層面,而缺乏能源和材料的有力支撐，導致創新效應遞減。因此數字經濟1.0總體凈創造性效應相對較弱。與以互聯網和計算機為代表的第一代數字經濟相比,以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云計算為代表的數字經濟2.0因其可實現生產領域的“連接”突破,通過智能生產和智能消費產生更強的凈創造效應和更為豐富的應用場景。

（二）數字經濟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首先，數字經濟促進了產業轉型升級。第一，數字技術使產業內部以及產業間協同方式改變、決策過程中數據分析的支持得以強化、信息處理的定制化和智能化，提升了產業效率；第二，通過激活閑置資產、降低企業間信息不對稱、實現信息實時獲取而降低交易成本，構建能夠凸顯長尾效應和提高用戶粘性的數字化生態，從而驅動產業跨界融合；第三，通過構造具有競爭性的多元數字化生態、生態內部企業優勝劣汰競爭機制、打破傳統產業邊界降低了進入壁壘，重構了基于產業組織的競爭模式；第四，通過追求以用戶價值為導向、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產品附加值、培育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數字化轉型賦能產業組織升級。[46]數字技術的應用,改變了傳統的商業邏輯,為產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效率提升是基本前提,跨界融合是必要條件,競爭模式重構促進了動力機制的構建,產業轉型升級是根本目標。其次，數字經濟驅動了數字產業與傳統產業的融合。劉淑春指出，數字經濟的爆發式增長并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已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能。[47]然而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還缺乏絕對競爭優勢和核心競爭力,呈現出“三二一”產業逆向滲透的特征,數字產業創新能力和核心技術不夠強,行業壁壘和市場分割使得數據和信息難以自由流動、充分共享即存在“數據孤島”和“數據煙囪”現象。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雙輪驅動,著力解決核心技術“卡脖子”困境,建設數字經濟重大戰略平臺,打造世界級數字產業集群,優化數字技術對實體經濟的融合度與滲透力。在此基礎上，破解制約數字化生產力發展和數字經濟生態系統構造的制度性壁壘,完善能夠驅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監管機制和協同治理機制。?

（三）數字經濟擴大開放發展

數字經濟演進到一定水平，為電子商務的產生創造了條件，電子商務發展所依托的技術和平臺又為數字貿易的拓展以及擴大開放提供了契機。電子商務借助互聯網進行貨物和服務貿易；而數字經濟則側重于數字化交付內容和服務的流動，其核心是數據的流動。[48]數字貿易產品涵蓋了數字產品、服務貿易和實體貨物，隨著云計算、大數據等新技術的涌現，數字貿易的內容也在逐漸更新與升級。大量研究發現，數字貿易依靠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通過技術創新引發的生產組織方式的深度變革[49]、緩解信息非對稱從而提高供求匹配度、以智能互聯的生態系統縮減貿易中間環節，最終有效降低貿易成本、提升貿易效率以及促進經濟增長和商業版圖重構。數字貿易在促進產業轉型發展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馬述忠等指出，數字貿易是以現代信息網絡為載體,通過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實現傳統實體貨物、數字產品與服務、數字化知識與信息的高效交換,進而推動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轉型并最終實現制造業智能化。[50]此外，數字貿易中的數字產品是一種在國際貿易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中間產品，因而數字產品的不斷更新與創新所引起的數字貿易的不斷發展會對全球價值鏈中各國各產業的生產與利益產生很重要的影響。詹曉寧和歐陽永福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背景下跨國公司全球價值鏈出現了數字化、服務化、去中介化以及定制化新態勢。[51]跨國公司全球投資模式及路徑因此深刻變革,出現了輕海外資產、低就業、區位決定因素變化、服務業投資比重上升、非股權投資增多以及跨國公司全球布局更為靈活的六個特征。進而全球FDI呈現“低增長”并伴隨著大幅波動，數字及新興制造技術成為國際投資流向的決定性因素。面對數字經濟的興起以及全球跨國公司戰略轉型，中國利用外資戰略的著眼點應從招商引資轉變為“招商引智”和“招商引能”。

4評論與研究展望

理論界圍繞數字經濟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的研究已較為豐碩，不僅能夠以數字經濟為核心發展和完善政治經濟學理論，而且對在實踐層面如何應用數字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也進行了深刻探討。然而，理論研究均是建立在嚴苛的假設條件之上，不可否認，數字經濟相關研究也存在有待商榷之處。首先，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交織在一起，界限愈加模糊。由于隨著技術和經濟社會發展而呈動態演進的態勢，數字經濟涵蓋的內容也日漸豐富，這也導致其概念更加模糊和寬泛，理論層面對數字經濟的原型和特征缺乏必要的高度凝練。其次，圍繞數字經濟對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應和作用機制的研究，還未形成具有國際學術影響力的理論突破。這類研究一方面是對現實的概括和抽象，另一方面是在傳統經濟學理論框架下從成本和外部性等方面開展探索，還沒有基于數字經濟和技術的獨特視角開展理論重構。再次，對數字經濟發展效應還存在一定爭議。從創新的維度來看，數字經濟有利于促進共同富裕、提升經濟運行效率；但數字經濟在微觀層面引發新的價格歧視，在中觀層面數字鴻溝導致區域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在宏觀層面對實體經濟潛在的擠出效應導致過早去工業化風險。最后，數字經濟發展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中，需要結合數字經濟的特征與趨勢圍繞經濟發展的新理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配制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發展格局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開展深入探索。在新發展階段，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服務共同富裕和新發展格局是深化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重點關注四方面問題。

一是在總體層面，需要深刻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迎接數字經濟帶來的挑戰。探討如何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推動政治經濟學的財富理論創新、價值理論創新、競爭與壟斷理論創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理論創新，以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數字經濟發展的現實解釋力。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需要從多維視角分析數字經濟能夠釋放的積極效應。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這需要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最終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時代的現代化要求新型工業現代化、信息化、城鎮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其中信息化作為技術手段在經濟社會運行層就體現為數字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跟蹤和探討數字經濟推動工業化跨越式發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以及農業現代化的效果，研究其理論邏輯、作用機理和影響效應。

二是經濟行為主體層面，研究如何提升企業、消費者和政府的數字素養和能力，激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微觀主體的活力。企業數字化轉型要經歷自動化、數字化和智能化三個階段，[52]企業應提升搜集、加工和利用海量數據的意識與能力，在采購、研發、生產和營銷等環節實現智能化決策管理的策略選擇。重點需要探討在國有企業改革的宏觀背景下，研究數字賦能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體制變革的機制，以及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路徑。解決數字鴻溝問題的核心是提升消費者的數字素養，在數字經濟背景下需要探討怎樣合理配置各類教育資源，提高全民的數字獲取、數字交流、數字創建、數字消費、數字安全、數字倫理、數字規范和數字健康等技能。研究政府如何強化管理、使用和共享公共數據信息，完善現代化治理體系、提升現代化治理能力，數字經濟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協調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

三是產業發展層面，研究如何建設高質量的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體系。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基礎是新型基礎設施網絡，作為由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5G網絡、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不斷融合、疊加和迭代所形成的基礎設施體系,會發揮動能轉換、結構優化與效率提升的作用。[53]因此，需要著力研究探索完善新一代移動互聯網、智能電網、智能交通、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的投融資體系以及科技創新體系，以提升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發展效率。在此基礎上以新型基礎設施為核心架構，以信息流促進上下游、產供銷協同聯動，實現“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和數據鏈”的五鏈融合，打通實體經濟發展的堵點、攻克產業發展的技術痛點。進一步，基于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理論，考察以數字經濟和數字技術為抓手、加快推動我國實體經濟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戰略選擇。四是制度設計層面，一方面研究借助數字經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另一方面探討優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的制度設計。首先利用數字經濟和數字技術完善商品和要素的定價機制、交易機制、信用機制以及信息傳遞機制，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優化市場配置資源效率的作用。同時深化研究平臺經濟的反壟斷問題，考察在數據產權不確定的背景下，破除市場勢力濫用和不公平競爭，探尋克服市場缺陷的制度性安排。其次，圍繞平臺企業、數字金融和貿易監管制度以及數字隱私保護制度、公共數據開放與共享制度，不斷完善數字經濟發展的制度體系，解放、發展和保護數據作為關鍵性生產要素的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