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是會游動的；跟牛羊不同，魚身是很難作上記號的。北美洲的野生大水牛（Buffalo），因為沒有人肯飼養，往往要移動很遠去覓食，幾乎被獵者殺得一干二凈。高斯曾對這些水牛的產權問題作過多年的研究，但大作至今仍未發表。天上的飛鳥與水中的魚，產權的保障有特別的困難。但究竟飛禽不在水面下生活，較為容易看見，所以食料價值較高的，早已給人養乖了，作為私產。在美國時有一位朋友獵得野鹿，分了些肉給我，盛贊鹿肉比牛肉為佳，我感激之余，仍忍不住要反駁：“怎么可能呢？若鹿肉勝牛肉，人們怎會養牛不養鹿？”

海中的魚，難以捉摸。有些市場價值很高——例如三文魚（即鮭魚）——在生長期間要遠渡重洋。不少經濟學家認為海魚的產權是無法界為私產，無法加以保障，海魚也就成了經濟學上的一個專題。在課室里，經濟學老師要表達私產的無能為力，總免不了要舉海魚為例。海魚若沒有私產的保障，捕釣的人數會增加，魚網的孔會較密，而孵養小魚會受到忽略。魚的產量是會變得越來越少了。

因為這些問題，世界各地的重要魚場，都立下了多而復雜的法例，去管制在公海捕釣的權利及行為。但這些法例的形成，都受過多個壓力團體不斷地左右，所以要解釋法例的成因并不容易。盡管有不少經濟學者認為既然海魚難有私業的保障，政府以法例去約束行為是理所當然，但我卻從未遇到一位稍知漁業法例的學者，會拍掌附和。究其因，就是這些法例的本質，大致上都是寓禁于征，即以增加捕魚費用去減少捕釣。這樣一來，我們就很難分辨海魚產權的困難，是因魚會游動，抑或是因漁業法例的存在。這個比較深入的問題我會在下一篇文章向讀者解釋。

且讓我先說淡水魚。以魚塘養淡水魚，據說是中國始創的。這種養魚的方法外國也有，雖然是哪一國始創不易考究，但中國養魚的歷史甚久，即使不是始創也絕不會是學外國的。平凡的現象，往往是有著不平凡的含義。中國在魚塘養魚的悠久歷史，就證明了中國在地產上私產制度的施行，要比歐美早得多——中國在唐、宋期間的富庶，可不是僥幸的。以天然環境而論，魚塘養魚的條件怎可能及得上大湖？私產保障的需要很顯然將魚從湖里帶到塘中。

在研究中國農業時，我很佩服中國人養魚的智慧。水稻的田地竟然在稻收成后，加水而用以養魚。魚可為稻田增加肥料；魚收獲后，又再種稻。在農業上，輪植的合并選擇是一門不簡單的學問。在我所知的數十個輪植的方式中，我以為魚與水稻替換最富想象力。這法門可能是中國獨有。不知這傳統智慧現在是否還保存著。

淡水魚我自己也是養過的。我在華盛頓州的海邊房子的后面，有一條小溪橫過后園，繞過房子，流進海里去。因為溪水所經的地形及樹蔭環境，很適宜養鱒魚（Trout），所以漁農處就很例外地批準我將后園的小溪加闊加深，建成魚塘，也發給我一張養魚的商業牌照。這其中最主要的困難就是溪水是流動的資源。溪雖屬我，但溪水卻是公產。要不是我要造塘的地點極宜養鱒魚，溪水的下游再沒有其他人家，改小溪為魚塘是很難獲準的。在美國，很多公產差不多是“公眾不可用的”。在耕種或畜牧地帶中，流水的產權在美國是有頗為清楚的界定。但在住宅地帶，流水沒有生產的用途，產權的界定就被忽略了。

要舉私產無能為力的例子，經濟學者一向都避談淡水魚，但“海魚不能保障為私有”卻是個一般性的定論。這個定論，香港的經驗是一個反證。以浮籠在海灣養魚在香港頗為盛行。香港的海非私產；多年前，在海上浮起的物體要跟船一樣，久不久是要移動的，可能是因為香港海里的魚被人捕鉤了十之八九，甚至用魚炮打得七零八落，政府也就見於市場的需要，而容忍現在以浮籠養魚的行業。詳細的法例我知得很少。跟流浮山的蠔場一樣，浮籠在海上養魚也是個論文的好題村，大學的經濟學研究生還等甚么呢？

假如在香港目前許多早已沒有魚可釣的海灣內，捕釣的權利被界定為私有，又由這私有權利的擁有者負擔費用去禁止非法捕釣的人，那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海鮮的生產要比浮籠的方法有效。浮籠所養是海底魚（Bottom Fish）。這類魚雖會游動，但若找到有好的棲身之所，它們就不會遠去。香港政府若能租出海灣作養魚之用，給予租借者一個可以禁止他人捕釣的權利，養魚者就可在海底設引魚的物體，在海上放魚種，在海底下飼料，即使海灣大為開放，魚也不會逃走。這方法可減少污染，可不阻礙海面的其他活動，可令魚采食海中的其他食料，魚肉也較鮮美。鯊魚的干擾是一個問題，但總有解決的方法。

從我和朋友在美國合資引魚而釣的經驗中得知，石斑最喜歡的是大石屎渠——破爛了的棄渠更好。將這些長短不一的石屎渠多量地拋入海中，幾個月后，附渠而生的物體已是魚的食料，再加飼料，又有渠洞可藏身，石斑是驅之不去的。鱺魚喜吃附木的生物，找些破舊不堪的廢船，沉于海底便行。

鱺魚比石斑活潑，游得較遠，私產的保障可能要用幾個相連的海灣，而石斑呢？只要“好食好住”它們差不多是“不動產”。這其中有一個使漁業經濟學者難以自圓其說的含意。越是容易給人捕釣清光的魚，私產保障的費用越低。私產無能為力的話是不可以亂說的。

有了禁止他人任意捕釣的權利，租借海灣養魚的人就可請人巡更，這費用應該比現在維修管理浮籠的費用少。當然，收獲時的捕魚費用是要比浮籠的方法為高，但把香港海灣的魚捕釣光了的人總有相宜的辦法。最好的辨法可能就不是由養魚者自己捕釣。開放魚場給垂釣者享受，過下釣癮，但釣得的必定要買，定價以重量計，怎會不客似云來？要防止釣上太小的魚，規定魚餌的選擇就行。這種取價不取魚的方法可不是我發明的。

話說在美國華盛頓州時，我在海邊房子的后園內，將小溪改成魚塘，飼養鱒魚。小溪經過魚塘，繞過房子，流進海里去。因為塘邊的樹蔭，溪水的大量氧氣，及水溫的寒冷，我養的鱒魚從不生病，而養到最大時每條可有五磅多重。每一個好魚者都有自己的“魚的故事”；養了鱒魚后，與朋友聚會閑談中，若有提起魚的，我就愛談養魚，不再言釣！

在一個冬天的清晨，我漫步塘邊，俯望塘中，竟見一條20多磅的三文魚（即鮭魚）在那里休息。這種以遠渡重洋而聞名于世的名貴食料，可不是我養的！我定神一想，即明其理。這巨大的三文魚一定是若干年前在我后園小溪的上游出生，在海洋長大后，就依著這種魚的天性回歸出生之處；我以小溪改成的魚塘就成了它必經之地。對這位“少小離家老大回”的不速之客，我毫無殺生之念；只想著它可能到過的遙遠的地方，笑問客從何處來。

但私產的擁有者永遠都是本性難移，打生產的主意。這三文魚的出現證明了那魚塘是適宜孵養小三文魚的。在塘中養魚飼料昂貴，而太平洋的飼料卻是取之不盡，我何不在塘中孵養小三文魚，養到四五吋長，數以千計地讓它們隨小溪流入海中。幾年之后，魚在海洋長大了，只要有一二成能游返魚塘，盈利當甚可觀。就算是只得十數條回歸，蝕了本，我也可贏得一個值得炫耀的“魚的故事”。

想做就去做，我立刻查詢有關孵養三文魚的資料。殊不知一問之下，竟發現有資本家在早幾年已比我捷足先登，養魚千里凌波去。而他們對孵養三文魚的研究之深，技巧之妙，令人拜服！只可惜他們不只受到政府法例的干預，也受到壓力團體的諸多留難。

撇開香港少量而昂貴的海鮮不談，三文魚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魚類。這種魚在淡水河流出生，在海洋長大，可以游到二三千里以外的地方。在海洋覓食3至7年之后（按魚種類而別），仍能生存或未被人捕釣了的，就會回到自己出生的河流，從不出錯。回到了出生的河床，產卵之后，魚就會死的。三文魚既曾在大海中搏斗，氣力甚大，在回歸時不到目的地誓不休。但在逆急流而上之際，魚拼命跳，半途就往往弄得遍體麟傷，魚肉變質，市場價值下降。所以捕釣三文魚的人要在海中或離河流入口上游不太遠的地方下手。

在大海捕釣三文魚，費用很高——這些魚不會在一個固定地點逗留多日。但在河口的必經之地，用網捕捉卻易如反掌。更容易的方法，就是在河口建造一條只有幾尺寬的魚梯（Fish Ladder ），讓魚只能從魚梯上河，那么回歸的魚就成了網中魚。但問題是，若任人隨意在河口捕魚，很容易捕得過多，使魚越來越少。若三文魚的生產是私營的，那么為著要圖利的緣故，養魚者必會顧慮到將來的生產，捕捉會有分寸，而孵養小魚也會費心思。但若私營者要在河口捕魚，河口的產權誰屬？就算河口是私產，我們又怎能決定私營者所捕到的是他自己的魚？進河的魚可能是野生的。

若政府要提倡漁業私產化，方法是很簡單的。第一、讓河口的捕魚權利作為私有；第二、讓河魚的產權作私有，第三、禁止漁民在海中下網捕三文魚。此法一行，三文魚的產量一定激增，捕魚的費用大幅度下降，而魚的市價會起碼下降一半以上——這些都是專家們在近年研究后公認的效果。但現有的一般漁業法例，都是基于古老的“海魚不能被保障為私產”的觀念，加上漁船的擁有者及漁民的不斷左右，不僅對在河口捕釣有多種管制，就算是在大海里，那些有高度效率或費用最低的捕釣方法，也都被禁止。

非私產的矛盾要比馬克思所想象的大得多。魚產既非私有，船主與漁民各有各的立場。前者要減少漁船牌照，后者要減少漁民的數量，也要推行那些多用勞力的捕魚方法。于是乎公會對立，各執一詞，結果就是法例增加了捕釣的費用。費用增加，捕獲的魚就當然減少，這正投要保護魚類的壓力團體的所好。受害的就是消費者。

我前面提及的“資本家”，是有名的私營林業公司，在美國西北部擁有大量林地，其中包括了某些河流。在70年代初期，他們在華盛頓州以南的俄勒岡州，實驗孵養三文魚，送出大海長大、任人捕釣。他們只希望有5％以上的魚會回歸；但私養出海的結果，仍能生存或漏網而回的，卻在15％以上。他們選的品種是不吃釣餌的三文魚（卻任人在海上網捕）；自建魚梯（不霸占河口）：在魚鰭上作記號；用私有的水道放魚出海。換言之，他們的私產保障不多，也不侵犯他人的權利。在孵養小魚的過程中，他們以暖水加速魚的成長，給小魚做過幾種免疫手續。到后來，他們竟設計用大船浮于海，讓回歸的魚游進船里去。

以少許的私產保障而養魚千里，盈利大有可觀；有兩三家公司就也跟著在俄勒岡州打主意。這個可以肯定成功的漁業革命，卻引起一場大官司。雖然漁民及船主會因這些私養的魚群而增加網捕，但長此下去，魚價的必然下降對他們是有害的。私養的成本要比在公海捕釣的費用低很多；就算是私養者任人在海中捕釣，但只要市價下降1/3左右，在公海捕釣的費用就會“禁止”捕釣的行為。所以漁民及船主群起而攻，反對私養。結果他們贏了官司，就阻止了私養三文魚的繼續發展。但現在仍有兩家公司繼續養魚千里。

在俄勒岡州以北的華盛頓州，繁殖三文魚更為適合。但在較早時有另一場官司，結果是使私養三文魚難以施行。這是印第安人與白種漁民之爭。前者勝訴的結果，就是在華盛頓州只有印第安人才準在河口捕魚。這個民族在土地上一向都沒有私產，所以他們本身是難以私養三文魚的。我自己要在華盛頓州孵養三文魚的困難，就是那一點到現在遠沒有人能給我清楚的法律解釋。依照法例，我沒有權在溪水出口捕捉回歸的三文魚。但溪水出口的海灘是我的私產，依照法例，我是有權禁止印第安人在那里捕魚的。究竟在法律上我能否雇請印第安人代勞，也是難以肯定。我的“魚的故事”，就再也說不下去了！

無論官司怎樣判，壓力團體的勢力怎樣大，但經濟的需要總會顯現出來。以私產而養魚千里的漁業革命，只是遲早的事，這是我個人的觀點。因為只要有某些適宜養三文魚的地方，實行漁業私產化，那么現有的華盛頓州及俄勒岡州的法例，是非改不可的。

在中國東北部的河流，很可能是適宜飼養三文魚的。國營雖及不上私營，但總要比野生的產量大得多。孵養三文魚的科技近十多年來因私營而突飛猛進，這是值得中國漁業界注意的。在適當的情況下，養魚千里確是本小而利大的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