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3

從多元化價值出發，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承擔更多職責使命

企業是價值創造的載體和工具，一般地，在私有制的情況下，一個企業的價值主體主要包括客戶、員工、供應商、合作伙伴和股東五類，其中客戶是所有價值的來源，股東是核心價值的索取者，利潤是終極的追求目標。顯然，國有企業不同于一般私有制企業，價值體系構成將更加復雜。

1. 國有企業是特殊的經濟組織，價值體系更多元化 首先，國有企業是經濟組織，承擔著重要的經濟責任，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業一樣，要參與市場競爭，講求經濟效益，努力生產更多符合客戶需要的產品，創造更多的利潤。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業一樣，客戶是所有價值的來源，國資部門作為股東，是核心價值的管理者。同時，國有企業特別是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重要骨干企業又是特殊的經濟組織，擔負著重要的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重要的骨干作用和支柱作用，是國家可以直接掌控的加強宏觀調控、應對突發事件和重大經濟風險的可靠力量，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保障作用。在這一個層面上，國有企業的價值主體就不僅僅是客戶、員工、供應商、合作伙伴和股東五類了，還包括國資部門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門、社區、人民等等。價值的來源也不僅僅是客戶，價值類型也更加多元化，利潤并非唯一的追求目標。

2. 昆侖數智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價值模型 為更好地指導國有企業正確地開展數字化轉型工作，昆侖數智數字化轉型研究團隊專門開發了“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價值模型”。“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價值模型”由企業數字化轉型一般價值模型和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補充價值模型兩部分構成。企業數字化轉型一般價值通常是指貨幣化價值，也包括一部分正在進行貨幣化嘗試的新型價值。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補充價值則更多地與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政治責任相關聯，當前條件下較難以量化、貨幣化。企業數字化轉型一般價值模型中包括三類價值：運營優化、市場開發和深度價值挖掘。其中，運營優化類價值創造于企業內部，包括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和提高質量三個價值點；市場開發類價值創造于市場中，包括主營業務增收、新業務增長兩個價值點；深度價值挖掘類價值創造于市場以外的領域，主要是綠色環保和社會責任。值得一提的是，部分上市公司在發布財務報告的同時還會主動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但這并不是所有企業都會必然去追逐的、普遍性的東西。現代企業制度起源于西方，其本質是資本，資本固有的逐利屬性使得企業無法超越自身去追逐更高、更深層次的價值目標。

按照價值產生的位置，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補充價值模型同樣也包括運營優化、市場開發和深度價值挖掘三類，并在深度價值挖掘上具有更多的價值點，從而呈現出一個倒金字塔的結構。其中，運營優化類價值主要是指員工滿意提升價值點；市場開發類價值包括客戶滿意提升、合作伙伴滿意提升兩個價值點；深度價值挖掘類價值包括風險控制、公共產品和美好幸福生活三個價值點。另外，在“企業數字化轉型一般價值模型”的綠色環保和社會責任價值點上，國有企業也有更高的要求。2021年，國務院國資委進一步推動ESG體系建設，明確將ESG工作納入社會責任工作范疇，要求中央企業控股上市公司在ESG體系建設中發揮表率作用，以此帶動ESG投資、評級、信披、政策等體系建設，助力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和高質量發展。

在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補充價值模型中，“風險控制”和“公共產品”是極具現實意義的兩個價值點，是國有企業踐行職責擔當的關鍵所在。有專家提出，在當前國際局勢動蕩，黑天鵝、灰犀牛頻出的情況下，抗風險是新的增長戰略，本人深感認同。

Part 4

從稀缺性出發，數字化轉型有助于連接和創造新型市場價值

價值主體是多元的，價值層次也是多樣化的。但面臨的問題是，新型價值尤其是深度價值很難量化，更難以貨幣化。數字化轉型對于企業而言，不應該只是生存的問題，還應該是發展的問題。那么，新型價值如何進入企業財務報表呢？

1. 數字化轉型使得新型價值的稀缺性成為可能

以碳排放交易市場為例，市場的存在以碳額的稀缺性為前提，而碳額的稀缺性則有賴于業務數字化的可計量和可核證。企業用了多少化石燃料，用了多少電，以及貢獻了多少新能源發電，形成了多少碳匯，都可以通過數字化的方式進行透視；而如果以手工的方式統計和核證，一來非常低效，二來造假和舞弊的空間太大，不可避免將造成市場失效。

另外，數字化轉型所具有的提質降本增效價值點，在節能減排上亦有直接作用。研究表明，在不增加整體能源消費的前提下，僅僅推廣應用數字技術就可以降低碳排放量13%-22%。

碳排放權市場化交易的思路將向著更多的環保價值領域深入。與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一樣，排污權、用能權、用水權均是我國近年來著力推進建設的環境權益交易市場，在相關地方試點取得經驗和成果之后，勢必在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戰略要求下加速市場化。在數字化轉型的幫助下，ESG體系不僅僅停留在所謂的“第四張表”里，很大程度上，將能夠直接體現到企業的三張財務報表中。

2. 進一步，數字化轉型有望為增量新型價值提供稀缺性

排污權、用能權、用水權、碳排放權市場化交易，帶來了新型價值的貨幣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從社會和市場的整體上看，這些新型價值并不是增量價值。原因是，普通人群作為“綠色環保和社會責任”價值的受益者，沒有表現出買單的意愿，沒有為相關的產品和服務支付溢價。這也就意味著，排污權、用能權、用水權、碳排放權市場化交易只是存量市場價值在產業內的重新分配。對于某些優秀的企業，或是增量；但對于整體產業而言，本質上仍是面向存量價值的“提質降本增效”。

以服裝紡織品為例，約80%的紡織品原料是滌綸等化纖材料，來自于石油。這些原材料理論上可以無限再生，以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但現實卻不容樂觀，一是再生成本比原生成本高，二是普通消費者對“再生”產品唯恐避之不及，更別說支付溢價了。帶來的問題是，廢舊紡織品只能被焚燒或填埋，不僅僅造成石油資源的浪費，更帶來環境的破壞。填埋1噸紡織品需要占用和污染5平米土地，而焚燒1噸紡織品，將帶來1.5-2噸的直接碳排放，以及總計高達3.2噸的碳足跡。

品牌化認證是國際通行、社會通用的手段。例如，在GRS全球再生標準、SCS回收成分認證、德國萊茵再生材質認證等品牌化標識下，不少消費者愿意優先購買再生品甚至為再生品付出購買溢價。在此種場景下，政策法律引導、基石企業投入和消費者意識覺醒缺一不可，尤其是消費者意識，屬于社會價值觀問題，直接影響著價值的最初來源。

在我國，“有機綠色食品”品牌認證獲得豐厚的消費者溢價已是不爭事實，是因為有機綠色食品與消費者個體的身體健康密切相關。但更多與消費者群體、整體利益相關的綠色產品，目前為止尚未顯現出其價值增值來。在政策法律引導、基石企業投入的條件下，數字化轉型有望深度喚醒消費者意識，加快形成這一品牌化的增值過程。一是通過數字化轉型的溯源技術，可以獲得每一件品牌產品全生命周期過程的信息（包括再生材料來源、再生工藝、質量保證、售后等等），打消消費者的顧慮，并獲取更高品質的品牌感受和產品體驗；二是通過數字化轉型的商業模式創新，可以在產品之外為消費者獲取包括心理價值和物質價值在內的額外稀缺價值，如身份人格、綠色積分體系、有償回收服務等等。

貨幣是價值最現實、有效的度量和標記物。可以想象，未來的數字貨幣體系，很有可能會打通和連接價值主體（個人或組織）和價值客體（產品和服務）各環節之間的數據，將在市場交易的基本功能之外，形成全新的個體信用評價功能，從而能夠派生出這個社會里最大、最全面、最細致、最重要的、基于價值觀的積分體系和價值評價體系。消費，與生產一樣都是對社會的貢獻；而負責任的消費行為，將獲得更多的社會肯定。

3. 區塊鏈是以稀缺性重構數字經濟價值體系的關鍵技術

在數字經濟中，數據要素具有的可復制、可共享、無限增長和供給的特點，與價值體系所依賴的稀缺性特點是矛盾的。區塊鏈技術完美地解決了這一矛盾，使得這一技術成為了數字經濟價值體系重構中的核心關鍵技術。

價值來源于需求，價值的貨幣化則來源于基于需求和稀缺的市場化交易。而市場化交易，是以信任為基礎的。在過去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信任的獲取和建立十分緩慢而笨拙，最常見的快速信任獲取方式就是資產抵押或保證金。數字化轉型，以數字的方式透視了市場里全鏈條的數據，并生成基于純數字的信用，使得市場化交易能夠以一種更輕快的方式展開和達成。在此基礎上，區塊鏈技術作為近年來最具創新的前沿技術之一，憑借其分布式賬本、密碼學等底層技術，具備不可篡改、公開透明、可追溯等特點，能夠跨平臺、跨機構、跨地域、跨系統地解決不互信的問題，進一步保障了價值對象的唯一性、真實性和完整性，使更多類型的價值從而具有了市場化交易的可能。

例如，在元宇宙所依賴的三大技術里，AR和數字孿生其實都是屬于增強消費者體驗的技術，只有區塊鏈才是重構消費者需求和經濟模式最核心的技術。數字土地也好，數字藝術藏品也好，數字工業設計也好，數字景觀也好，都依賴區塊鏈技術才能具備稀缺性，從而成為數字資產。

而對于更多的新型價值貨幣化，也都需要區塊鏈技術的參與，比如碳減排CCER核證、綠色信用積分體系等等。以數字化轉型創造更多價值為導向和愿景，包括國有企業、中央企業在內，那些有志于在數字經濟、平臺經濟中成為基石的企業，將需要領先全社會、全產業部署相關技術應用和商業模式創新。

后記

我的一位前輩告訴我，數字化轉型本質上是“道”，而不是“術”。

“道生萬物”。往大里說，數字化轉型是整個社會文明形態之間的競爭和延續——一個全新的文明形態，需要全新的價值體系和價值觀的支持。

“道可道，非常道”。價值體系是一個比數字技術應用更復雜的研究領域。本文僅基于一些前瞻性觀點和假設而發，難言體系，且務虛成分較多，僅作拋磚引玉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