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當前，順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把握新一代信息技術引發的產業革命窗口期，加速產業數字化轉型，重構產業競爭新格局，實現換道超車是千載難逢的重大機遇，是大勢所趨。只有順應世界產業革命大勢，與國家數字化發展戰略同頻共振，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將數字化轉型作為企業（組織）核心戰略，構建數字時代新商業模式，開辟數字經濟增量發展新空間，才能更快更好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同時，數字化轉型也是加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路徑，通過發揮數據要素的創新潛能，打造數字新能力，能夠有力推動從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益型，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以及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等戰略執行落地。
【Note】
企業發展戰略重點應該隨著國際國內產業變革趨勢和國家重大戰略導向而確定，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是我國企業轉型發展面臨的宏闊時代背景，要求企業緊抓新一代信息技術帶來的產業變革歷史性機遇，走出一條從跟跑到并跑、領跑的新發展路徑，提高應對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能力，順應并主動把握數字經濟變革引發的顛覆式創新。
一是由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于企業而言，就要找準在全球供給市場上的定位，以更高價值的產品和服務供給，提升在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培育競爭合作新優勢。數字時代的高價值產品和服務供給就是要從提升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出發，利用數字技術以更快的技術創新迭代周期、差異性更大的定制化服務、更小的生產批量以及更快適應不可預知的供應鏈變更中斷，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開辟發展藍海。
二是由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益型。黨的十九大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對于企業來說，就是從“規模”要效益轉向從“質量”要效益，原來從“規模”要效益的方式追求高效率、低成本的規模化，多樣性會造成“規模效應遞減”，追求創新和高質量總體上屬于“不經濟”的選項。而從“質量”要效益從根本上來說就從“低成本傳統優勢”走向“價值增值新路線”，以數字技術提升多樣化效率，開拓成本不敏感型范圍經濟新模式新業態，使得價值增長不再單純依靠低成本、差異化，而是價值復用和倍增。
三是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要素和投資驅動了超過40年的高速發展，創新是我國從大國走向強國的源動力，按照熊彼特理論，創新就是將各種要素形成一種新的組合，帶到生產體系中，變成實實在在的生產力。數字時代數據成為驅動轉型創新的核心要素，數據不僅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還能夠充分激發現有資源要素潛力，促進資源在不同用途之間合理配置，使各類要素邊際生產率達到最高，各類要素的邊際報酬達到最高，實現各類生產要素投入產出效率最大化，為生產力提升帶來持續強勁的動力來源。
四是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形成中國方案中國路徑。2020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我們要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在全球物質經濟發展遇到天花板的情況下，對于我國企業而言，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關鍵在于利用我國推動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的綜合優勢，抓緊探索出一條數字經濟增量發展的“中國模式”，為全球經濟破除增長瓶頸，開辟發展新空間提供“中國方案”，更有力闡釋“命運共同體”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