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19年秋天，我有幸陪同領導參與了一個大型油田的數字化項目。事必躬親的CTO來機場迎接我們，還在去酒店的路上，就拋給我們一個棘手的問題：數字化轉型投入這么大，到底能帶來什么收益？這個問題十分迫切，是因為他的領導，也就是企業的一把手，隔三岔五就會追問同樣的問題。

數字化轉型概念起始于2012年，2015年開始在西方產業界形成熱潮，2017年后逐漸在我國興起。隨著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后上升為國家戰略，數字化轉型在我國各類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中陡然加速，不少企業的一把手已經不再糾結于這個問題了。但這種情況并不意味著問題不存在。

相反，這是個世界級難題，且早在信息化的時代就已經開始，階段性地困擾業界超過了30年。最初有索洛悖論，后有高登質疑，稍近還有《麥肯錫報告》。最新的例證更多，例如2021年底施耐德電氣發布的中國制造企業調研顯示，有60%的企業認為數字化轉型的投入過高而回報率偏低。2000年之后的新經濟階段，以及2020年之后的疫情階段，都有人聲稱索洛悖論不攻自破，但個人認為，在當前社會經濟體系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這個問題只會被階段性地掩蓋，而不會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不能為數字化而數字化”，這是總書記對“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重要指示的一個補白。在當前的經濟和社會背景下，價值問題，可以說是數字化戰略不跑偏的一個關鍵控制點。

什么是價值？

數字化轉型投入巨大，需要產生效益。數字化轉型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商業模式價值重構的過程，包括價值主張、價值創造和價值獲取。

那么，什么是價值呢？

1. 價值來源于需求

價值判斷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以最近火熱的“盲盒經濟”為例，支持者認為盲盒經濟有價值，因為“超想要”就是“真需要”，會帶來真金白銀的收入和利潤；而反對者認為盲盒經濟沒有價值，因為“超想要”并不意味著“真需要”，很多時候不僅沒有價值，反而會帶來寶貴資源的浪費。

我在本文中的觀點稍稍傾向于后一種意見。大家還記得“一塊碎玻璃，拉動GDP”的詭辯嗎，這種謬論肯定是沒有市場的；但仔細想想，盲盒經濟不就是“打碎玻璃產生價值”的升級版嗎，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盲盒經濟并不需要主動去打碎原有的玻璃，就可以讓大家去購買更多的、也許完全用不上的“玻璃”，從而產生了價值，并拉動GDP。

碎玻璃經濟也好，盲盒經濟也好，不管如何，至少都揭示了一個無比正確的觀點：價值來源于需求。我們首先需要去創造需求，進而才能創造價值。

2. 價值主體是多元化的

一個正常人，當玻璃碎了，固然會有購買一塊新玻璃的需求，并通過產業形成價值。但碎玻璃理論是荒唐的，因為一個正常人根本不會有主動去打碎玻璃的需求。不可否認的是，現實中也有某些地方政府反復拆了又建的行為，堪稱魔幻。

而一個正常人，在盲盒經濟的刺激下，真的會有去購買也許永遠用不上的“玻璃”的需求。這使得盲盒經濟似乎更現實，更合理。

正本清源，價值不是一個實體概念，而是關系范疇，是客體能夠滿足主體需要的效益關系。對同一件事情是否具有價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主要源于他們對價值主體的認定不同。如果價值主體是單個的人，那么盲盒經濟無疑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很好地滿足了一個人的正常心理需求；如果價值主體是一群人，那么盲盒經濟是否還具有價值，就比較難以判斷了，因為制造“玻璃”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能力是有限的，一個人的需求和另一個人的需求從而呈現競爭性、負相關性。如果不同價值主體之間是同質化的需求，自由競爭、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是最有效的手段；但如果是不同價值主體的異質化需求指向同一價值客體，市場化資源配置仍然是最有效的嗎？只能說但愿吧。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曾提出成本病理論，其背后的經濟學原理是一致的。通過盲盒經濟購買產品，與傳統需求下購買同一種產品，就是指向同一價值客體的兩種異質化需求。在“一切皆可盲盒”的狂熱口號下，市場雖然是健康、公平、自由、有效的，但社會將會出現某種形式的“成本病”。

3. 價值的貨幣化依賴稀缺性

需求產生價值，但不是所有的需求都能轉化為貨幣價值。人需要呼吸空氣，需要陽光，但這些雨露均沾的東西不必通過市場來獲得。因此，企業效益一方面來源于客戶和消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則來源于自身獨特、稀缺的資源和能力。

市場經濟誕生于資源要素私有化的社會基礎。私有制突出了稀缺性，并通過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獲取了最大化的價值。在一些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體系里，也較好地繼承了這一特點，強調資源和能力的稀缺性，強調價值創造的需求導向。并且，在看得見的未來，市場仍是資源要素配置最有效的手段。

遇到的問題是，私有制市場經濟體系里，核心價值是少數私有者利益的最大化。如前所述，價值主體是多元的，價值是異質化、多層次的。那么什么樣形態的市場，才能在避開社會成本病的同時，讓更多類型的價值得到貨幣化的表達？

碳排放市場是個很好的例子。很多生產型企業都有往大氣中排放二氧化碳的需要。二氧化碳是無毒無味的，在過去，這不受任何限制，沒有稀缺性，也不會成為價值。而在保護地球生態的群體性價值訴求下，碳額出現，并改變了游戲規則，使得碳排放權成為一種稀缺性的資源，形成了新的市場。旨在保護生態和環境的新型價值也得以貨幣化。

從需求出發，數字化轉型面臨價值體系的重構

一般地，業界人士普遍認為企業數字化轉型創造三大類價值，一是提質降本增效，二是市場和服務延伸，三是數字化的新業務。一點也沒錯，但總讓人有一種隱隱不對的感覺，就是不知道哪兒出問題了。

只有回到價值的需求本質，一切才能昭然若揭。

1. 需求不足、供給過剩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原動力，同時也是數字化轉型的最大價值困境

我國絕大多數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市場需求相對不足。其實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關于全球產能過剩并沒有官方的數據，甚至連一個如何定義和測量產能過剩的共識都沒有。但是，來自咨詢公司、產業貿易協會以及國際組織的研究報告都一致認為，大規模的產能過剩已困擾幾乎所有的全球競爭性產業至少二十年之久了。《商業周刊》提到：“到處都是供給超過需求，造成價格下降、利潤受損和裁員增加。”前通用電氣董事長韋爾奇認為，“幾乎所有的行業都存在產能過剩。”《華爾街日報》稱：“從羊絨衫到牛仔褲，從銀飾到鋁罐，世界處于過剩之中。”《經濟學家》擔心，“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會造成嚴重的通貨緊縮，”并認為目前全球銷量和產能之間的鴻溝是“自1930年代以來之最”。鋼鐵的過剩產能接近20%，汽車的過剩產能達到30%，而與近期在半導體和通訊行業出現的閑置產能相比，上述數字還算小的。

所謂需求不足也許只是現象，深處的本質則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有更好的產品和服務，就一定不會發愁市場需求不足。從這一點出發，“需求不足、供給過剩”就成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原動力，包括提質降本增效，包括市場和服務延伸，也包括提供數字化的新業務；數字化轉型，因而也成為了我國供給側改革中的一個極重要的內容和手段。

但數字化轉型只是手段，而不是需求本身。提質降本增效也好，市場和服務延伸也好，在當前的價值困境下只是推動消費者需求從1向n的升級，而不是從0到1的新增。在需求不足、市場競爭充分的條件下，數字化轉型創造的新價值也將幾乎全部讓渡給終端消費者，而無法體現在企業的財務報表上。更好的產品、更低的價格是此種價值困境下的常態。

數字化新業務雖然是一個全新的需求，但也并不意味著市場總量的增加。傳統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開發出來的數字化新業務絕大多數都是B2B模式的生產型服務，即通過數據和數字技術幫助其他的企業提質、降本、增效、拓展市場、延伸服務。價值來源于需求，是在需求的鏈條中傳遞的。在終端消費者需求不足的條件下，市場總量相對固定，新的生產型服務市場只是對過往存量傳統市場的替代。

時下非常流行的一個詞，“內卷”，根源也在于此。工作越來越細致，產品和服務越來越優秀，運營和管理水平越來越高，但始終無法體現為價值產出。

但數字化轉型絕不是內卷（Involution），而是變革（Revolution）。數字化轉型價值巨大，只是在當前的價值體系下難以體現為財務報表里的貨幣價值。不要只盯著短期投資回報率看了，數字化轉型壓根就是生存之戰，在未來，沒有數字化能力的企業，完全沒有立足之地。

2. “一帶一路”推動的再全球化，是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尋求增量市場需求的重要機遇

我國早在1999年就進入了老齡社會，2022年開始正式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未富先老”“少子化”“低欲望社會”，將是未來一段時間里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道壓軸難題。答得不好，是送命題。

另一方面，全球主要市場的相對飽和，也在近些年里催生了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浪潮。一些發達國家，在充分攫取了其他市場的利潤之后，轉向開始保護自己的存量蛋糕。但發達國家不是全部，放眼國際市場，增量需求還是存在的，主要位于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邊緣市場中。包括我國的窮困偏遠地區在內，世界上有82%的人口生活在平均收入低于每天20美元的國家和地區，他們對幸福美好生活同樣充滿了向往。誰能保證今天的邊緣市場，不是明天的重要市場呢？

毫無疑問，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不能支持這么多人以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進行消費，也無法完全照搬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推動社會繁榮和發展。數字化轉型所具備的提質降本增效、市場和服務延伸、數字化新業務三大價值，是在資源和環境約束條件下，開發潛在增量需求市場的必備要點。

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和中堅支柱。積極響應國家數字化戰略和“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并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是踐行國企使命擔當的最好體現。

當然，數字化轉型和“一帶一路”的結合，不能與當年工業革命和殖民主義擴張的結合相提并論。依靠領先技術在海外獲取遠高于正常水平的超額利潤的年代，屬于特定的文明形態，將不再重現。“共同富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成為新的精神指引。

3. 元宇宙重構消費者需求和經濟模式，或是數字化轉型開發增量價值的戰略高地

元宇宙近來大熱。但元宇宙到底是什么，業界說法繁多，很多人把元宇宙所依賴的三大技術（AR、數字孿生和區塊鏈）下所派生的大多數應用，都囊括進這一概念里了，比如工業數字孿生、虛擬會議、AR仿真演練、AR模擬培訓等等，都叫做元宇宙應用。

個人認為，元宇宙作為下一代互聯網，并不是一個技術概念，元宇宙里并沒有什么全新的技術。元宇宙是綜合運用多種新一代信息技術，所創造出來的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這種經濟模式里最為可貴的是，元宇宙找到了一個巨量的價值增量空間，是在當前全球物質生產能力遠遠超出有效需求、經濟增長乏力的條件下，在精神層面發掘更多消費者需求的一個革命式創新。

這些增量價值來源于兩個地方，一是消費者在虛擬空間里消費數字服務，購買、占有并運營數字資產，獲得數字收益。二是數字的東西可以映射回到現實生活中，并推動物質生產的價值增值——消費者愿意付出溢價，愿意為那些稱心如意的、與自身人格精神完全匹配的商品，付出更高的訂購價格。由此，以質優價低為特點的、困擾全球二三十年的價值困境將被突破。

從元宇宙是經濟模式這一觀點出發，個人認為，工業互聯網（2C部分）、數字旅游、數字城市什么的，并不是元宇宙的一部分，而只是能夠被元宇宙增量需求價值所牽引的，虛實結合的橋梁。而工業互聯網（2B部分）、虛擬會議、AR仿真演練、AR模擬培訓之類的想要跟元宇宙連接則存在需求和商業模式匹配上的較大不確定性，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只是普通的數字化效率工具罷了。

對于元宇宙所能發掘的兩類增量價值，虛擬資產是其存在的基礎，而實體經濟的價值增值更為寶貴。對于盲目熱炒NFT、炒數字藏品形成的虛假增量繁榮，按照之前對價值主體多元化的分析，一定會造成某種形式的社會成本病。畢竟，數字世界不是從虛空中誕生的，虛擬經濟并非零成本，電力資源、數字人才兩個方面的損耗將首當其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