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是新一輪全球科技革命的重要標志，是世界各國必爭的新產業高地，也是我國暢通內循環、強化國內國際雙循環，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興業態，帶給人類的不僅僅是生產技術的改變，也對傳統經濟理論、生產組織和市場組織、市場監管體系乃至社會治理形態帶來了一系列顛覆性的沖擊。實踐在呼喚理論界加快理論發展和創新的步伐……

廣州要出臺數字經濟促進條例，以構建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制度框架。要立好這部法規，首先要對數字經濟有一個理性的把握。在此談幾點初步的認識。

第一、數字經濟是一場新的產業革命。從演化經濟學的視角看，所謂產業革命，有兩個最基本的標志，一是技術和組織創新的涌現；二是創新對經濟社會領域的廣泛擴散。從技術創新的角度來看，最近十幾年來，繼互聯網之后，出現了一批新的數字技術集群，主要是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5G、物聯網、區塊鏈、虛擬現實/增強現實、量子信息以及CPS(虛擬物理系統)等。從組織創新的角度來看，出現了許多新的組織，像平臺經濟、共享經濟、虛擬工廠、以及各種形式的新模式新業態等。

這些組織模式突破了傳統的工廠組織，以及制造業、服務業、農業的邊界，形成一種新的“超級工廠”、“超級市場”、“超級農場”。例如我最近考察的廣州致景科技公司創立的百布網，以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將全球最大的布料市場(廣州中大布匹市場)一萬多家布料批發商、占全國三分之一約60多萬臺分屬于上千家織布廠的紡織機、幾百家服裝廠與新疆棉田的數據連接起來，對服裝上下游產業鏈各環節的需求端與供給端的數據自動實時適配，形成一種顛覆于傳統紡織產業生態的新的產業組織模式。

這些新的企業組織模式如雨后春筍，還在快速迭代演化，我們還難以用一種通用的概念來描述與定義。從創新擴散的角度來看，數字技術對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各個領域的滲透是泛在化了，我們在生活中已處處感受到這種數字化浪潮，幾乎找不到哪一個領域沒有被數字化所滲透。過去20年提到的新經濟、互聯網經濟、信息經濟、網絡經濟等，主要還是局限于一種新的經濟領域，或一種新的產業，而數字經濟不僅是數字產業而是一種新的經濟型態。所以說，我們面對的是一場新的產業革命。這是一個基本的判斷。

第二、數字經濟底層技術的特點是多項技術融合發展、互為振蕩。現在并沒有出現像蒸汽機、發電機、計算機以及互聯網這樣具有革命性的、能引發經濟社會質變的通用技術，而是出現了一批通用技術，其中起主要牽引作用的是人工智能。如果沒有人工智能的第三次爆發，云計算的應用不會那么廣泛，不需要這么大的算力。如果在算法上沒有突破的話，大數據只是數據大而已，像一堆沙子。反過來講，如果沒有云計算以及超算對算力的支持，人工智能新的算法也難以實現。算力成為與電力一樣的經濟動能。數字經濟本質是智能經濟、算力經濟。多種技術互為振蕩過程中涌現各種新業態新模式。數字技術滲透的領域從過去的商業、消費、傳媒、文化領域向工業、農業、能源、建筑、金融、教育、醫療等產業領域延伸。

第三、數字經濟時代的基礎設施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回顧過去幾次產業革命，基礎設施，特別是交通運輸和通訊基礎設施的變化，是推動產業革命的底層要素和重要基礎。如，19世紀中后期發生的蒸汽機革命，出現了鐵路、電報、蒸汽船；20世紀初發生的電氣革命，出現了鋼軌、鋼制船艦、電話；20世紀中葉發生的化工革命，出現了無線電、高速公路、機場、航線；當前正在發生的信息革命，除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發展的互聯網信息高速公路外，大型數據中心、超算中心、人工智能算法平臺、區塊鏈以及各類大科學裝置，已成為國民經濟及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設施。

第四、數字經濟仍然處于技術創新導入的初中期階段。從產業革命史的角度看，數字經濟可以上溯到上世紀50年代電子計算機的出現。但我們現在講的數字經濟主要還是發生在互聯網出現以后，大體上經歷兩個階段。1993—2016年這20多年是數字經濟第一階段，或稱互聯網經濟階段。1993年互聯網開始流入社會，1994年登陸中國，開始了互聯網時代，數字經濟這個概念也同時出現了。美國經濟學家泰普斯科特(Tapscott)1993出版的《數字經濟》，是第一本關于數字經濟的書，預測互聯網時代經濟發展的新形態，比如預測了“電子商務社區”的出現。之后出現“新經濟”、“網絡經濟”、“信息經濟”、“互聯網經濟”等許多概念。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描述了數字時代的社會生活場景。這20多年誕生了一大批的互聯網公司，像我們看到中國的BAT、華為、京東等，美國的微軟、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英特爾等。第二階段是自2016年以后，隨著Alpha Go的出現，人工智能真正觸動了社會。目前，人工智能、5G、區塊鏈、云計算等新技術尚處于起步階段，有的尚不成熟。如人工智能，目前只是在2006年杰弗里·辛頓等人發表的多層人工神經網絡理論的推動下，在深度學習領域方面有所突破，在應用上需要消耗大量的數據和算力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大能耗，高成本。5G也只是從2020年開始商用。物聯網的應用場景還不多。技術擴散仍然處于技術導入的前中期階段，處于技術蜂聚的前期。一場新的產業革命發生之后并不一定很快導致經濟繁榮。這個階段發生的事情更多是“創造性毀滅”，也就是新的經濟動能轉換痛苦期。只有技術擴散進入成熟期，新的組織模式基本定型，新的基礎設施基本建成，才能導致新的繁榮周期。從長周期角度看當前世界經濟仍然處于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康德拉季耶夫長波周期的衰退期。

第五、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有兩個深層次的歷史性因素。一是碳中和、碳達峰戰略。這不僅是能源結構的調整，而且是一場經濟社會的系統性變革。“雙碳”戰略將對各級地方政府設定考核指標和時間表，這將會倒逼整個經濟技術體系各方面的走向。而數字經濟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路徑。這是國家及各級地方政府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的現實內在推力。二是大國競爭戰略。從信息技術的發展史來看，現在是第四代了。第一代是電話電報的出現；第二代是計算機的出現；第三代是互聯網的出現；這一代以人工智能、大數據、5G、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為代表。前三代，由于歷史原因，中國沒有競爭的能力，甚至沒有競爭機會，但這一代我們的差距大體上是一代技術級，約10年左右的差距，是完全有條件、有機會跟大國并跑甚至領跑的。中美科技競爭的主要領域就是數字技術，如芯片、基礎軟件、核心算法、關鍵部件等。數字經濟成為大國競爭的焦點，是必爭之地。這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外部推力。

第六、數字經濟的基本內涵。數字經濟的內涵可以按照“四化一基礎”來大體概括，即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的價值化和數字化治理，加上數字基礎設施。其中，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的核心，數據價值化是數字經濟的驅動力，數字化治理與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的保障。廣州的數字經濟立法大體按以上邏輯框架布局，并將突出廣州的城市特色。

第七、廣東數字經濟發展需要深化研究的幾個理論問題。

一是如何構建數字經濟的創新體系，形成長期的數字技術優勢？美國的數字技術主要在加州，中國能與加州相比的區域就是廣東。廣東發展數字經濟，要擁有類似加州的技術優勢。實現技術優勢就需要構建與數字經濟相適應的創新體系。我們以往研究創新體系，主要是從區域的角度去講，如國家創新體系、區域創新體系、城市創新體系等，但較少從產業的角度去研究，往往出現系統失靈的問題，在理論方法上是有明顯缺陷的。數字經濟創新體系內在結構由哪些要素構成，如何構建，需要從數字經濟創新鏈與產業鏈相互融合的角度來深入研究。

二是如何處理“雙碳戰略”和數字經濟的關系？要從廣義生態文明的角度來理解數字經濟的意義。在這個維度尋找廣東數字經濟的主要切入點，要研究哪些數字經濟領域有助于實現“雙碳”戰略以及由此需要建立的政策法規體系。

三是如何處理數字經濟與數字社會、數字政府的互動關系？“十四五”規劃中“數字化發展”這一篇的布局包括數字經濟、數字社會和數字政府三部分，這三者之間如何實現良性互動。現在各地數字化發展布局側重點各異，如上海圍繞城市整體數字化，在數字經濟、數字生活和數字政府領域布局；浙江以數字化改革為主線，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即五位一體全方位數字化布局，側重從數字政府切入。廣東把數字經濟作為重點，同時如何兼顧其它領域的數字化，需要深入研究。

四是數據生產要素的經濟屬性及其法律制度。既然把數據定義為生產要素，就要從政治經濟學的維度來考察數據的經濟屬性，如數據產權、數據資產、數據交易等，這是理論經濟學當前需要回答的中心議題，也是數字經濟的核心問題，應在此基礎上探討其法律規范。

五是數字經濟的組織形態。第一次工業革命時代，工廠的出現是組織創新的標志；第二次工業革命出現企業、流水線、泰羅制這樣的組織管理模式，大規模制造、集中化、標準化是企業組織的基本特征；數字經濟時代，普遍適用的企業組織模式是什么？它的演變趨勢是集中化還是分散化？去中心化組織將成為趨勢嗎？云—端組織、共享工廠、C-M柔性制造、個人即企業、液態組織等等會成為基本組織模式嗎？需要實證分析與理論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