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要素×’要抓住‘復用’這個關鍵。”復用是“乘”的主要支撐手段，通過“乘”要達到三個目的：一是要促進數據使用價值復用與充分利用；二是要促進數據合規高效流通使用、賦能實體經濟；三是要推動數據要素收益向數據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創造者合理傾斜。

相比于“互聯網+”，“數據要素×”對行業的賦能不再是簡單的疊加。該如何理解這個“乘”？復用為什么是“數據要素×”的關鍵？

“數據要素×”體現了“數據二十條”激活數據要素潛能的思想，是實現數據要素市場化的必由之路。

數據要素所創造的價值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得到充分實現。為此，激活數據要素，需要將價值創造與價值實現聯系在一起，“乘”就是把二者聯系在一起的方式。數據要素是中間產品，應用是最終產品，一個中間產品的作用，通過復用，在無數最終產品的價值中實現，這種一對多的關系，體現了乘法的作用。

而復用則體現了應用導向、需求導向的方向，有利于激活數據要素潛能，讓價值實現倍增。

當前數據發展的主要矛盾，不是沒有供給（當然供給也需要提高質量），而是由于要素的價值實現不確定——實質是需求不確定，而造成交易所場內交易不活躍。各地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的積極性應該肯定，但不能違背市場規律。市場化會促進供求結合，以供帶求，以求促供。

當前市場化的最好做法就是用好乘法，讓要素供給乘以要素需求，用應用來倍增、放大供給的效力。

“數據要素×”會涉及哪些行業或領域？會產生哪些落地應用？

“數據×”可以衍生出多種多樣的形式與途徑。

一是數據要素乘以行業應用，形成“數據×行業”，如數據乘農業、數據乘制造業、數據乘服務業等，賦能實體經濟。

二是數據要素乘以企業應用，形成“平臺×應用”，即平臺企業基礎業務與平臺內企業增值應用相乘，實行數據要素提供本身不收費，但按照使用效果收費的有償共享模式，將數據要素以流量共享、流量轉化等形式直接賦能于應用企業，再從有收益的應用中，獲取會員費、使用費。將數據資產定價，從產前轉向產后，通過應用為數據要素間接定價，在促進數據使用價值復用與充分利用中，消除交易所產前定價中“貝塔值”的不確定性。

目前各地在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過程中，正不斷摸索新的做法。這些探索的一個共同的積極方向，是把實體經濟業務最終用到的數據，與數據的提供方進行績效方面的關聯。

國家數據局提出，希望通過實施“數據要素×”三年行動發揮場景牽引作用，推進數據要素在相關行業和領域的廣泛利用，培育新質生產力。您怎么理解這個“新質”？“數據要素×”如何培育新質生產力？

“數據要素×”的復用為新質生產力賦予時代內涵，體現了生產力的新質。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體現在技術與資產的關系上，就表現為通用目的技術決定通用目的資產（通用性資產）。當我們把作為通用目的技術的數據置于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時，可以把舊質與新質在技術基礎上能否復用這一區別，從偏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理解為專用目的技術與通用目的技術的區別。

技術與資本關系，取決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邏輯。威廉姆森《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體現的工業化的邏輯在于：技術專用性決定資產專用性，或者說，專用目的技術決定專用目的資產。而對數字化來說，這一邏輯勢必變為：技術通用性決定資產通用性，或者說，通用目的技術決定通用目的資產。

威廉姆森對通用目的技術的解釋，是指能夠被多樣化地應用（Variety of applications）或通用于多樣化的用途上的技術。這與我們對數字化技術的理解是相通的，都是對于多樣化效率目的的實現具有通用性的基礎技術。

威廉姆森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討論資產性質時與專用相對的通用，指資產可以從一種用途轉用于另一用途，從一個主體轉用于另一主體，但不能同時使用，因此可能具有使用上的排他性與競爭性。而數據的通用，多出了一層“復用”的意思。數據要素是典型的通用性資產。在國家數據局即將推出的“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中，復用即指在任一時間（如同一時間）用于不同地點（場景），用于不同主體。與舊質生產力不同，可以做要素上的乘法。

復用也體現了新質生產力中的三“新”。我們知道，生產力由生產者、生產工具和生產對象構成。新質生產力發展是新的勞動者利用新的工具作用于新的對象的過程。

不同于傳統以簡單重復勞動為主的體力工人，新勞動者是能夠充分利用信息技術、適應先進數字設備、具有知識快速迭代能力和信息決策能力、自主意識的新型人才，可以借助拷貝形成自己的知識，增進人力資本。

新勞動工具，包括高端智能設備、計算工具，如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自動化制造的技術、設備及數據基礎設施，也包括數據等新型生產要素。數據要素復用是通過電腦復制技術提供的能力。